也许，与相爱的人一同探索与追寻，第三地才能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分裂而是补充，不是破坏而是修复，不是放纵刺激而是安宁幸福。
在第三地告别那场暧昧
-口述/唐雁 整理/千北
婚姻是种与往事告别的方式
2006年3月3日，我和徐鹏飞结婚了。
结婚前一天，我在南昌最繁华的八一大道晃荡，想拉住街头任何一个陌生人，问他或她，是不是天底下大多数婚姻都跟我的一样，属于水到渠成的那种。
我的婚姻水渠里另一道水流名叫徐鹏飞。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2006年1月3日，方式是相亲。
从武汉中南政法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并如父母所愿回到南昌工作以来，我成了众人眼里的乖乖女，甚至我自己都忘了16岁以前那个叛逆的少女模样。
可是，还有人记得。
毫无预兆地接到一条短信，陌生的号码，简单的一行字：“你敢不敢？”
敢不敢10年不见，10年后再相见？ 电光火石一般，10年前的日子回来了——
10年前，我16岁，如同着了魔似的一心只想学画画。
我不顾父母痛心疾首的反对，一个人来到武汉参加美院附中开办的补习班。其中画画最突出的就是杨烨。
杨烨是让女生最易心动的那种男孩，英俊扮酷，桀骜不驯，然后在绘画上极具天才的想象力。他喜欢在画作中描述和表现童年的游戏：捉迷藏、藏宝和寻宝、吹泡泡……
杨烨于班上60多人中寻定了我，也许因为他灵敏的嗅觉闻得到我骨子里与他的同类气息。
高考前半年的一天，我们一同去看了部译名为《你敢不敢》的欧洲文艺片后，杨烨像个顽劣的孩子似的放纵自己的所有疯狂念想，他问我：“你敢不敢夜里潜进校长办公室去偷考试试卷？”“你敢不敢当全班同学的面骂隔壁班那个追求你的男生是‘猪’？”……
我们在“你敢不敢”的刺激下做了很多现在想来匪夷所思的事。
有一天他问我：“你敢不敢和我约会？”于是我们偷偷约会。校外有条路灯晦暗不明的长街，382盏路灯的距离，还有5个电话亭，一个一个地进入。
电话亭里，空间如此逼仄与狭窄，我们都激烈而又笨拙，恨不能将对方的身体全部塞进自己的胸腔里。
又一天杨烨问我：“你敢不敢……”我以为他是问我愿不愿意用身体表达内心激烈的冲突，我早想好了用“我愿意”而非“我敢”来回答。
可是，我想不到他的想法居然是：你敢不敢和我10年不见面，10年后再相见？
这就是初恋留给我的唯一含糊而暧昧的允诺。第二天，杨烨就退学走了。
一个月绝望的等待后，我发愤图强地拾起课本，高考填志愿时，我平静地选择了法律专业。
大学毕业回南昌，我去考公务员，我想我是那种一夜间长大的女孩，我需要用世上最有纪律性和秩序感的专业与职业来规范自己，挥别青春。
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居然真的在10年后出现了。
我比自己想象中平静，打通他的电话： “这10年你在哪里？”他回答：“四处走，画画，还有，开过一次画展。”
随后我知道，杨烨居然两年前结婚了，和一个富婆，然后去年8月在富婆资助下在广州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目前定居深圳。
他用刻意的漫不经心的口吻说：“我突然想起和你玩的‘敢不敢’游戏，于是我提出了离婚，因为我喜欢每个游戏都有完美结局。”
我屏息，看窗外。南昌的冬天湿冷，没有暖气，寒意一点点侵入骨髓。我轻声回答：“游戏结束，因为我马上要结婚了。”挂上电话，泪水在脸庞上湿了又干。
第二天，我遵照父母的安排见到了徐鹏飞。
相亲第一面，我和徐鹏飞相看没相厌，双方家长也长长松了一口气：方方面面、条条框框我俩都是适合结婚的对象。
徐鹏飞比我大两岁，是南昌电视台机动新闻部记者，一直在北京读完研究生，2000年才回家乡。
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不接受他，除了一点：为什么他这么久没有结婚，甚至没有恋爱。
徐鹏飞居然很诚实：“读书时谈过一次恋爱，东北女孩，后来她去法国了，我等了几年然后她嫁给了老外。就这么俗套的故事。”
我哈哈大笑：“其实你最好的还击方法是反问我。”他摇头：英雄莫问出处，婚姻不论旧事。
我心里一动。是谁说过，最好的婚姻莫过于门当户对，其实跟钱财权势无关，意思是你和他是同类。
我和徐鹏飞意见一致地闪电结婚了，尽管这一切来得太过迅猛。
结婚前一天，我在八一大道上收到杨烨的短信，还是那么简短：我离婚了。
男人的第三地都在床上
新婚夜，徐鹏飞没有太多激动不安，似乎一切都理所当然。他不是不温存，不是没有前戏呵护，但是身体是真实的，它不会说谎。
他似是曾经沧海，浩浩荡荡，这让我的涌入显得波澜不惊。
只是，他看到那一抹嫣红时愣住了。
我略带嘲讽地笑话他的诧异：“怎么，看到本世纪最后一个处女新娘了？你放心，你的过去我不会问，我只是希望那第三个人今后不要出现在我们的婚姻里，还有床上。”
徐鹏飞替我理顺散乱披在枕头上的长发：“没有第三者，顶多有个第三地。”
我一愣：“什么叫第三地？”
“舶来词，意思是除了家与单位之外的一个处所，可以是经常光顾的酒吧或是球场，也可以指一个有难忘记忆的地方。”
我继续笑话他：“哦，明白了，你的第三地是北京，还是法国？”
徐鹏飞闷闷地躺下：“唐雁，像你这么聪明的女人难道不知道，第三地已经跟某一个人没关系了，甚至跟具体城市也没关系了，不过是个偶尔想起来的地方，很模糊。”
他转头闭上眼睛，似是疲惫。我也倦了，逞了口舌之利后，身体伴着空虚与满足的异样感潮水般一浪一浪涌上心头。
沉默之后，徐鹏飞探手过来，一只手从我的颈下伸过，另一只手舒展开，搂紧了我，那姿态有如焊接，有如缝合。
那叫怀抱，而且是温情的怀抱。
生活似乎没发生什么太多的改变，除了搬进徐鹏飞买的新房，除了有一个同床共枕的人之外。还有，我换了一个手机号码。
一个月后，我在网上遇到了杨烨。
应该说是他煞费苦心寻找到我的MSN的，他的个性签名居然叫“雁南飞”，我又好气又好笑，却也有点伤感。
不知出于什么心态，虽然我极少回应他，却没有从“好友名单”上删掉他，我想我还是愿意时常看到他的留言的。
突然记起徐鹏飞的话，我自嘲地想，我不过是在网络上安置我的第三地吧。
应该承认我和徐鹏飞过得不错，我们理智地互为对方感情和身体的第一地与第二地，甚至在床上，我们都有这样的归宿感。
是的，我和徐鹏飞亲密如一，琴瑟合鸣。
偶尔，我会恍惚地问徐鹏飞：“你会不会想念你的第三地，甚至故地重游？”徐鹏飞舒展地躺下，我喜欢看他心满意足的肢体语言，这让我很有安全感和自豪感。
他哈哈地笑，似乎在打趣我：“雁子，我赞成女人可以有第三地的，像是女权主义的某种道具，因为女人终极追求的不过是精神，或者是爱情的纯粹。不过男人嘛，男人的第三地大概活色生香，荷尔蒙气息很浓的。”
他的话让我想起杨烨画作上的颜色，浓烈厚重到诡异，果真雄性气息沉郁。
杨烨常常一幅又一幅地发过来他的画。
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最热爱的还是在画童年的游戏、少年的嬉戏：孩子们吹唇边的树叶，那树叶被涂改成了蓝色，身后一大片深蓝浅蓝，说不清是天空，是树林，还是山庄；少男少女都埋首读书，仔细看才发现不知是谁，悄悄在桌下将他们的鞋带系在一起。
有时，他也会谈到他10年里的放浪生活，自然是有些女人的身形若隐若现的，包括那个资助了他20万开办画展的富婆前妻。
他的结论是：她们都不是他要抵达的地方，走了10年才突然发现，爱还在旧地。
12月1日是我的生日。
到了单位刚刚上线，就看见杨烨在。
他发来一张图片，我点开，顿时愣在那里，居然是幅卫星地图，地点却如此确切——江西南昌市电信大楼隔壁机关楼的一扇窗，正是我的办公桌面对的窗户。
杨烨说：“我知道你平时在哪里，但我居然不敢前去找你。我甚至连回美院附中的勇气也没有。
有时我不停地问自己，人在哪里？身在哪里？心在哪里？爱在哪里？来吧，来我这里，哪怕只是一见，哪怕只是一夜。”
所有压抑的情感在那一刻汹涌而出，我起身，订票，第二天去广州。
我要归还青春时对自己的亏欠，我还想探索，到底是徐鹏飞这样水到渠成的水流舒缓交融，还是杨烨那样惊涛骇浪的方式更适合我。
入夜，又是周五，缠绵是我们的例行功课。
和往常一样，我们程序周全，却似乎永远无法迸发一丝丝照亮暗夜与身体的火花。在大家都平息并不激烈的喘息之后，我装作无意地说：“我明天的火车票，出去。”
他一愣：“去哪里？”
我掩饰地一笑：“第三地。”
他说：“嗯，出差吧。”
我含糊地说：“如果你的法国女孩回来了，她约你第三地相见，你会怎样？”
他陷入沉默中，很久，我都以为他睡着了，他突然冒出一句：“对男人来说，第三地无论起点在哪里，沿途风景如何，终点总是在床上。”
婚姻的归宿在于爱情
12月2日下午，火车行至湖南。
火车上，我无意中在某都市报“时尚人物”中看见一篇对杨烨的采访报道。
杨烨说他正打算画一幅突破创作瓶颈的画，题目暂时命名为《青春的战栗》。
记者问他灵感源于哪里，他说他一直在创作童年的游戏，但成长了，他要画一幅青春画卷。然而具体是怎样的，他现在还没找到最好的构思。
似乎是那一刹那，我想我明白了他苦苦找我要一个游戏的结局是为什么了。
车到广州，按照约定，杨烨也已从深圳赶来。我收到他的短信，还是那么简洁，具体到哪条街哪家酒店哪个房间。
突然有些别扭起来。
其实我不是没想过这次见面的深刻含义，甚至我也不认为与他上床、有身体的交付是件多么艰难的抉择。毕竟，这样的冲动，我已经在心底酝酿了10年。
换言之，此行似乎不过是让时光回溯，青春复苏，回到高三那年杨烨离开学校前的那个夜晚。
我从服务台取到钥匙自己打开酒店房间门的时候，听见浴室里传来水流声。
我曾经想象过两人共处浴室的情景：雾气萦绕，还有一块天蓝色的浴帘，我站在那儿，看着浴帘后隐约的身体。
我和他隔着浴帘，拥抱，接吻，抚摸，我们能够感受，却始终有道隔膜；我们能够触摸，但是隔着时光与想象。
走进房间，凌乱的衣服扔在床上床下，还有一个刺眼的小袋醒目地搁在枕头上——避孕套。
身后一阵动乱，杨烨走出了浴室，当然，赤身裸体。于是，我无数次冥想中的那道浴帘倏忽被扯落了，眼前这个男人，头发有些长，湿乎乎地耷在脑后还在淌水，然后皮肤有点黑红黑红的，还有点小肚腩，他很熟练地张开胳膊就向我“围攻”过来。
最奇怪的是，我看不清他的脸，面庞模糊，哪有依稀的青春少年模样？他完全就是个陌生的中年男人。
我的反应出乎我和他两个人的意料——我突然就笑了起来，如释重负，差点笑弯了腰。因为我突然觉得他被搓揉得红通通的身子像只大龙虾。
就这么奇怪和可笑。
他有点无措地垂下了手臂和头。我快步走出了房间。
是的，对我来说，青春的战栗已不治而愈，杨烨呢？
他大概和我在报纸上看到的那个自己和自己结婚的画家类似吧，我无非是他画作的模特，是他想要挣脱创作瓶颈的援手罢了。
这场奔赴第三地的一幕，只是一场行为艺术。
站在12月广州的街头，阳光正好，气温正好。
我不生气，也不怨恨，更没有遗憾，但笑声止后，我感觉身心异常空虚和茫然。最后我还是去了火车站，却没有买回南昌的火车，而是听天由命地买了张马上出发的火车票。既然已经出发，总要抵达一处第三地吧。
下午两点半上火车，用了25个小时的时间，我到了昆明。
干脆继续西行，坐一趟最简陋古老的绿色火车，又一天后，我随意选取了一个陌生小站下了火车，仔细看站牌，居然就到了云南泸水县。
已经是黄昏时分了，我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似乎不想停留，只想让身体处于漂泊中。再到汽车站，看见一个非常别致的地点——听命湖。
听命湖？为什么叫听命湖？莫非预示着要听天由命？
在遭遇“命运”这样的词时，我第一个想到的人居然不是杨烨，而是徐鹏飞。已经出来3天了，我一直没给他电话，他居然也没关心我，突然就觉得委屈。
异地他乡，我拨通了他的电话：“我在一个叫听命湖的地方，如果你愿意听我解释的话，我想，我决定认命，好好地和你继续我们的婚姻。”
15秒钟后，电话那端一直沉默着的声音突然响在耳畔。徐鹏飞，他一直在我的身后，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从南昌，到广州，再到云南。
那真是一个神奇的湖泊。人们到这里只能轻声细语地说话，如果大声叫喊“风来吧雨来吧”，顷刻间便会风雨交加，冰雹突然而至。
我简直为这个湖着魔了。当风雨初歇，我又会大声叫喊，我喊“听命湖”，我喊“徐鹏飞”，我还喊“其实我爱你”。
无论我喊什么，听命湖上都会云卷云舒，浓烈至雨。
我和徐鹏飞牵着手在湖边跑着避雨，路边有些当地村民修建的避雨棚。
我们躲了进去，那一阵雨特别大，棚子里居然还漏雨，徐鹏飞赶紧将棚子里几把缺胳膊少腿的椅子搭成旧城堡的样子，脱下他的外套、毛衣甚至衬衣，都搭在“椅子城堡”上，牵我缩身钻进椅子下。
一片漆黑，我俩你挤着我，我挤着你，身上的雨水慢慢熨干，热气蒸腾上来。
徐鹏飞突然说：“这是我童年最喜欢的游戏，叫蚁兄蚁妹。两只小蚂蚁钻进古堡里躲雨的故事。”
原来，每个人都有关于童年最准确的描述，不仅仅是杨烨，他既孤僻又张扬，他在成年后继续肆意地要求能够像童年一样任性与乖张，还要求女人们都配合着他；但徐鹏飞不是那样的，他带来的童年游戏一如他带给我的婚姻一样，温暖，安全。他不过是要在成人的世间里保持童心的纯真吧。
他还说：“我是请婚假出来的，就当是我们的蜜月旅行吧，你说呢？”
对我来说，也许这次旅程由身体出发，却终于能够抵达心灵。
也许从青春期的迷恋开始，却终于获得婚姻的完满。也许初衷是在盲目寻找第三地，却终于幸运地找到了爱之地。
也许，与相爱的人一同探索与追寻，第三地才能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分裂而是补充，不是破坏而是修复，不是放纵刺激而是安宁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