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风呼啸，柴草摇曳，仿佛向人们追述着许多年前孤山上这户孤独人家的悲怆以及凝聚其间的真情厚爱……
老男少女之恋骇世惊俗
这个辛酸而真实的故事应从30年前说起，地点在辽宁西部凌源山区的石羊石虎村。
1969年农历三月三日上午，村里传出一个爆炸性新闻：年仅18岁的大美妞黄庆玲竟和一
当年坚贞不屈的黄庆玲
个曾经结过两次婚、蹲过两次大狱、年近五十的孤老头子范宝忠私奔了。这个封闭的山沟顿时沸腾起来。
黄庆玲聪明勤劳，能歌善舞，有一双俊秀的眼睛。17岁那年，她便被大家选为妇女队队长，成了十里八村小伙子们崇拜的偶像，而她倔强的性格，也如一枝带刺的玫瑰，让人们望而生畏。
熟悉范宝忠的人都承认，他是经历非凡、胆识过人、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最大的特点是不满足于山沟里贫穷、平静的生活。
范宝忠刚满16岁便走出大山只身闯天下。30多年里，他讨过饭，扛过活，当过几十次劳工，变换过十几种职业，饱经人间冷暖，尽尝世态炎凉。他曾两次结婚，两次入狱，既曾帮助地下党偷袭日军仓库，也曾凭多才多艺赢得财主千金小姐以身相许。解放后，他流浪的足迹遍布东北三省和京津沪杭。1966年，他因为一次矿山事故被投进监狱，第二任妻子与他离了婚。1968年，他被遣返故乡，回到了凌源石羊石虎村。生产队认为范宝忠不诸稼穑，安排他到妇女组干活，他挣的自然是女人的工分。他并不计较，整日乐哈哈地勤恳劳作，每逢歇息便说笑话、讲故事，逗得人们前仰后合。
开始，黄庆玲对范宝忠怀着本能的敌意。后来，她用“文化大革命”流行的政治眼光对这位身高1.80米的汉子反复扫描，也无法从他身上捕捉到“敌人”的特征，反倒对他满腹经纶与见多识广产生了难以言说的兴趣和敬佩。一次，公社举办文艺汇演，范宝忠和黄庆玲登台合演了一段《白毛女》，两人珠联璧合，一鸣惊人。时间久了，黄庆玲了解到范宝忠的身世，成为他最忠实的听众和知音。在到处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范宝忠用自己的知识和文化为改变家乡的贫困面貌提出许多非常好的建议。这一切，黄庆玲都默默看在眼里。
一场洪水把黄庆玲和范宝忠的距离拉近了。那是一个大雨天，黄庆玲在青龙河边为了抢救生产队一头落水的小牛，不慎跌进“黑鱼坑”，洪水卷着巨浪把她冲向下游。这时，路过“黑鱼坑”回家的范宝忠毫不犹豫地跳入洪水里，把被死神缠绕的黄庆玲救了出来，又把她背回村里。苏醒过来的黄庆玲趴在范宝忠宽阔的背上，流出了感激的泪水。作为对救命恩人的回报，黄庆玲给范宝忠织了一件厚厚的毛衣。
俗话说：女大当嫁。到黄庆玲家提亲的人踩破了门坎。1968年中秋节前夕，又一个提亲者说服黄家把黄庆玲嫁到关东去，并且与黄家商定：过了中秋节就动身，订婚与成婚一并举行。
中秋节的晚上，一个万家团圆的日子，走投无路的黄庆玲悄悄地走出家门，来到“黑鱼坑”的深潭边，想一死了之。就在准备投水的刹那，她突然想起了范宝忠，浑身热血猛地燃烧起来：“反正和他已经贴过身子了，何况自己心里又恋着他，与其一死，倒不如……”在这超越理智的冲动下，她作出了人生最大胆的抉择。她推开了范宝忠那低矮的窝棚，鼓起勇气说：“今生今世我就跟着你了!”就在这夜，两人紧紧相拥在一起。他们商量好对付媒婆的计策，终于摆脱了那个包办的婚姻。
从那以后，范宝忠以箫声为约会暗号，黄庆玲每隔数日便悄悄走进范宝忠的小屋，数月过去竟未露半点蛛丝马迹。
1969年2月，黄庆玲感到腹部有了明显的变化，见瞒不过母亲，就如实地坦白了。
“我的老天爷呀，竟让我摊上这种孽障事啊——他是什么人?别说蹲过大狱，就说年龄他也能当你的爹啊!”母亲禁不住哭喊起来。
“我就喜欢他，他有见识，有文化。”黄庆玲倔强地表示。
纸包不住火，范宝忠和黄庆玲窃爱的事在村里悄悄传开了，他俩再也无法在石羊石虎村呆下去了，决计出走。
29日晚8时，他们带上各自的全部积蓄，相互搀扶，走了一二十公里山路，到达火车站，乘上东去的列车，几天后，到了哈尔滨。
按照范宝忠的初衷，到了哈尔滨先给黄庆玲引产，然后到市郊的一个朋友家休息十天半月，之后，再把她送到沈阳，让她一个人回家，而自己则继续流浪了此一生。他很不情愿做出这一决定，因为实在舍不得离开黄庆玲，但良知促使他为她的今后负责，毕竟她才19岁呀。
黄庆玲想的与范宝忠想的大相径庭，她盘算的是如何在外面落户，如何隐姓埋名同范宝忠过正式的夫妻生活(出走前，范宝忠答应在关东落户，并且同她过一辈子，她才同意出逃的)。
范宝忠联系好了一家医院，要带黄庆玲去引产，黄庆玲猛地一把推开他，还抽了他一记耳光：“不!不行!告诉你，你没有权利不让孩子出世!我要生，我偏要生!”
范宝忠说：“庆玲，难道我就不疼孩子、不疼你么?可你想没想，你这么年轻，我怎么忍心让你跟我苦一辈子呀?”
“不用说了，亏你还是有知识有文化、走南闯北的汉子，你那骨气哪儿去了?可惜我这颗心啊……”黄庆玲悲伤不已。
范宝忠听后泪水纵横，默默走出了房间。
过了好一会儿，黄庆玲才停止了哭泣。她咬破食指，用发夹蘸着指血在范宝忠送的手绢上写起来：
范宝忠，我黄庆玲决心要与你结为夫妻，有福同享，有罪同受。你去要饭，要来一碗，咱俩一人半碗。就是海枯石烂，我也永不变心。
范宝忠回来读罢血书，顿感血涌脑门，“扑通”一声跪在黄庆玲面前。这个从没给长辈磕过头的逆子，却跪在这位19岁姑娘的脚下，一动不动，默默地流泪——黄庆玲的痴情与忠贞再一次深深地感动了他。他仍不敢奢望娶她为妻，打算替她物色一个可以依赖的男人，可是从哈尔滨到吉林折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有找到落脚处，还几次险些被“红卫兵”抓走。
钱花光了，黄庆玲病倒了，她对范宝忠说：“咱们别这样折腾了，豁出脸皮还是回老家吧。回去之后，咱们就登记结婚。管他什么丢不丢人，要死，就死在家乡……”
一个多月后，他们终于回到了家乡。岂料他们筋疲力尽地走到公社门口时，被“群众专政”组织扣留了。一时间，人们像看耍猴似地朝他们围过来。
“专政队”把他们分别关在两间小屋里，外面的谩骂声、嘲笑声，以及低级下流的挑逗声不绝于耳。在软硬兼施的各种手段下，黄庆玲非但不承认范宝忠勾引并强奸她，还郑重地向族人宣称：誓死也要与范宝忠结为夫妻。范宝忠则受尽了非人的折磨，被拉到有1000多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上挨批斗，被打得鼻青脸肿，可他硬是不在“与黄庆玲一刀两断”的认罪书上签字。
开山凿石创业壮举
1969年6月27日，黄庆玲生下了一个女儿——小君。那是个没有月亮没有星辰的夜晚。范宝忠仍被关在公社里“办班”，黄庆玲被折腾得死去活来。
又过了半个多月，范宝忠才被放了出来，他们一家3口得以团聚。一天，范宝忠又一次带着妻女到公社补办结婚手续，公社干部不但不予办理，还把他们挖苦了一顿。
斗转星移，近30年过去了，黄庆玲已生了3个孩子，大孩子也做了母亲，可她自己却至今尚未领到结婚证书。
黄庆玲和范宝忠虽然赢得了爱情的胜利，但名声却顶风臭出几十公里。在村里，简直没有谁把他们当人对待。1970年中秋节前夕，房东以“急需修房”为由下了逐客令。范宝忠夫妇好话说尽，也难在村里租到一间栖身之所。实在被逼无奈，他们决定在离村很远的一座孤山上盖自己的房子。
这座孤山，根部至半腰略为平缓，半腰至峰顶则是危岩耸立的百丈绝壁。这里是野兽蛇蝎的栖息地，从没有人在这座山上生存的记载。
范宝忠花20块钱在邻近公社买了一个看山窝棚，就地拆除后，把全部木料一根根扛到孤山上。经过半个月的艰辛，他们终于在山上盖了两小间草棚子。搬家那天，他们没有惊动任何人，黄庆玲手拎提包，怀抱孩子，范宝忠用大篓装上全部家当，一挑子就把家搬到了“新居”。
就这样，他们夫唱妇随，为了生存，不分昼夜地凭着极为简单的劳动工具，向沉寂千年的大自然宣战了。他们开山劈石，挖沟垒坝，平整土地，种树种草(据说，他们是该乡、该县乃至全省第一户大搞开山建设的人家，第一个小流域综合治理的“专业户”)。只有病得卧床不起时，他们才能尝到“休息”的滋味。在200多个日夜里，他们以惊人的毅力在小窝棚旁，动用了400多方土石，铺出了一个东西24米，南北12米的院子来。
1974年，他们的二女儿小梅在这座孤山上出生了。3年后，三女儿小红也降生到这座孤山。一家5口在小窝棚住不下了，他们于1978年春以山体为北墙，硬是开凿出两间房框。这房子东西北均为山体，住起来冬暖夏凉。他们又在北墙凿一山洞，置一床一桌，供孩子读书。此外，他们还在当院子至山下土路砌了一条道，以方便出行。人们称他们为“洞冲人家”。
年复一年，他们艰难地、不知疲倦地劳作。一年四季，黄庆玲那瘦若枯柴般的小手不知攥细了多少根钢钎，范宝忠那双铁臂不知抡折了多少根锤柄，就连长女小君也因超负荷劳作累成了明显的驼背。庄里的村民们无不以惊异的目光注视着这些现代愚公的壮举。
1980年的夏天。范宝忠凭着矿山五级工的眼力，开始在山上打井。消息传开，村里人无不说他是疯子。当然，他绝对不是疯子，但确实有股疯劲。他们夫妻俩白天到队里出工，早晚挖井，有时一干就是通宵。他们成功了，井终于出水了。村民们都说：“那两口子的恒心感动了山神，那水就是山神的眼泪呀!”
20多年的时间里，这一家人总共才吃了145斤猪肉，其中有10年没沾过肉味儿。一年四季，只有到过年才能见到一点儿油腥。按理说，一个庄户人家，吃肉不成，年节吃上几个鸡蛋还算平常吧。然而，对他们来说，这简直是奢望。黄庆玲先后坐了3次月子，总共才吃了34个鸡蛋，第一次13个，第二次1个，第三次20个，其中有5个还是孵过小鸡的寡蛋。吃盐也成了他们的口福，同时也是一大经济负担。他们因买不起盐，常常厚着面皮接受村里那些弃之不用的咸菜汤，尽管那些咸菜汤有些发臭，但毕竟还有咸味，可以刺激胃口。
这两口子人穷志不短，20年来，他们宁可饿死也从不偷生产队和乡邻们的一颗粮食，从未有过一丝依赖政府救济的奢望。夫妻俩年龄差距虽无法拉近，但一直相亲相爱，从未生过闲气。
近些年来，十里八村的村民们，对范宝忠夫妇逐渐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尤其对黄庆玲那忠贞不二的爱情观更是称道不已。一家5口在庄里人缘越来越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他们名正言顺地承包了孤山，有时活忙不过来，乡亲们便主动上山帮工，甚至不要任何报酬。范宝忠见多识广，庄里大事小情都离不开他的身影。3个孩子经常下山为同龄伙伴辅导功课。当地政府甚至市里有关部门为他们的可贵精神所感动，时常上山过问他们的生活，尤其对荒山治理开发给予很大支持。承包孤山后80年代末的一天，乡里把一张“模范妻子”的奖状送到范家，黄庆玲捧在手上哭得泪人一般。为了人们一句公正的评语，她付出了太多太多的代价。
含辛茹苦育女成才
范宝忠和黄庆玲在3个孩子的教育上，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心血。他们在沙地上用草棍教孩子写字，一笔一画从不马虎。尽管在花钱上黄庆玲和范宝忠有分歧，但供孩子读书，夫妻俩的意见永远是一致的。女儿们念到中学时，范宝忠的日语还派上了用场。当年他在吉林与日本人打了十几年的交道，达到了能会话的水平。黄庆玲从丈夫身上看到了知识的力量。二女儿小梅读到中学时，一次开学，老师说要30元钱的书费。小梅知道家里困难，没敢跟母亲说，只说“我不想念书了”。黄庆玲知道后二话不说，跑到村里一家一家地求人借了钱。第二天，小梅把一大把全是由分币还有角币凑成的书费交到校长手里，校长哭了，他说：“我才到这个学校来，刚刚知道你家情况，这钱学校不收了。今后也不会收你们的。”
3个在苦水里泡大的孩子从没有买过新笔和书包，都是捡人家扔掉的用，剩下小指头长的铅笔，她们都像宝贝一样留着。但她们个个都是学习尖子。
进入90年代，孤山上范家传出了一个又一个爆炸性新闻，其威力不亚于当年黄庆玲与范宝忠私奔。1990年，大女儿小君考入了锦州粮食学校，两年后，二女儿小梅考入了辽宁省邮电学校。由于家庭经济所限，她们只能读完初中即考中专以期尽早就业。两个女儿没有读上大学，黄庆玲深感遗憾。1998年，小女儿小红参加高考，被一所师范专科学校录取了。可黄庆玲说：“咱们家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小君小梅一晃都毕业了，在城里有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小红应该上大学读本科。”她没让小红去报到。目前小红正准备参加1999年的高考。
遗憾的是，这一切范宝忠永远也看不到了。由于积劳成疾，1990年冬天，70岁的范宝忠带着长女范小君考入锦州粮食学校的喜讯，也带着人生的遗憾和幸福离开了人间。按照他的遗嘱，他没有入祖坟安葬，而是埋在孤山之腰。
3个女儿常常回到母亲身边，那所凝聚她们辛酸泪水的孤山小屋还在，无论什么风雨也不会把它吹倒。风雨吹不散的，还有这个用真情厚爱组成的坚强的家庭。(文/张晓峰)
